上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兴起的艺术流派都开始对画廊空间群起攻之。布莱恩·奥多尔蒂（Brian O’Doherty）在1976年3月的《艺术论坛》上发表了文章《白立方之内》，首次从画廊空间出发，讨论20世纪艺术语境中发生的转变——一个现代主义画廊如何在虚假的中立状态下悄然影响着艺术作品与观看主体。随后的17年，艺术一直面临着不同的出路问题并亦步亦趋地消化着图像之转向。而白立方空间与生具备的“无影、雪白、洁净、人造”气质，也成为几乎所有画廊空间的特征，如影随形。即便是遭遇网络化，这些气质仍如同魅影般依附在类似 Contemporary Art Daily、Art Viewer 这样的网站上。
1993年，当杰伊·乔普林（Jay Jopling）于伦敦创立白立方画廊时，毫不避讳的借用了这样一个词，这一神来之笔让白立方与那些以创始人姓名命名的画廊显得十分不同。而就在同年，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 宣告了艺术史叙述的终结，“后历史艺术”的开始接续着的是乔普林意欲的蓬勃艺术市场。这家画廊裹挟着白立方空间与画廊的的双重原罪开始了它的扩张之路。
乔普林是一个将自身彻底卷入艺术与名流文化的画廊主，这样的作风与白立方画廊代理的艺术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从80年代开始密切接触 YBA，与 Maia Norman 在家里举办众所周知的晚宴，并邀请达明·赫斯特 (Damien Hirst) 和马克·奎恩（Marc Quinn) 等 YBA艺术家参加。这两位艺术家在后来也为白立方献上了赫赫有名的两次成交（赫斯特的大鲨鱼与奎恩的冷冻头）。艺术事件被屡次推向了新闻版面。
谁曾想到二十五年前，白立方首展的报导惨淡（仅 Time Out 一家），开幕当晚还收到派对举办场地的警告信（喝酒闹事）。画廊绵延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篇章，也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走向黎明之际。在画廊展出赫斯特和奎恩并引人注目之后，开头也确实显得不足挂齿。2000年，白立方迁到伦敦东区的霍斯顿广场 (Hoxton Square)。2006年9月梅森苑 (Mason’s Yard) 改造建成了1110平方米的独立画廊空间。2011年10月，就在伦敦 Frize 艺博会开幕期间，白立方对外开放了当时欧洲最大的画廊空间，位于伦敦南边的柏孟塞（Bermondsey），展示面积为5440平方米。次年 3月，白立方（香港）亮相，展厅设立于香港中环干诺道50号，面积 550 平方米。
今年7月，白立方在伦敦与香港三处空间同期举办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展，以记忆为主题，联动与席卷了画廊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伦敦柏孟塞和梅森苑的大型空间，以“记忆宫殿”为名，完整呈现了白立方的55位艺术家，而因为白立方香港的场地限制，策展小组将艺术家名单缩减为36个，并在被称之为“记忆胶囊”的内空间中，呈现了代表性的文献档案材料。在我看来，这样的让步，反而为纪念展增色不少。
“记忆胶囊”与作品以一种共时的状态在互相反哺。“记忆”在此不仅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象与不可言说的物，它在作品之外被解码为照片、报纸、书信、图表等日常的记忆载体，记忆与记忆的触发物被同时召唤到了现场。与奥多尔蒂所言的恰恰相反，白立方试图将“过去”以尽可能具体的方式重返现场，原本被切割、孤立并被高举在展示空间中的作品，一下触到了现实。
然而，这并未改变白立方空间试图掌控未来的机制属性。二十五周年纪念展所“不在话下”的，是画廊长期屹立不倒并持续开拓的历史，在金融危机与欧洲中心主义以资本的形式被稀释之后，许多小型画廊被迫关闭，白立方在市场如此起伏不定的大环境之下，似乎显得毫发无伤。正如白立方亚洲区总监周晓雯（Laura Zhou）女士所言，这个展览以及“别有用心”的年轻艺术家（陈轴）个展，意喻着一个暂告段落的历史，一个新的起点。这在新成立六年的香港空间内释放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其中夹杂着英国画廊与香港市场的历史性渊源、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话语权的纠葛、全球主义与艺术世界的亲疏关系等等。在所有局势都如此松动混乱的当下，作为陈词的“温故而知新”确乎能触发一种思想状态，让我们重返白立方或者当代艺术这一段不长不短的历史。
Jenny CHEN 陳嘉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