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解放力

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

今起决定写些日记与读书笔记，刚读完卡斯滕·哈里斯 (Karsten Harries) 《无限与视角》的一二部分，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导读，后者文字让人头脑鼓胀，甚不厌烦。然则两个文本竟都莫名其妙的将我引向了心灵的另一条道路。

决定不专写所谓“学术”文章的原因，其一在于前些日巡回M50与昊美术馆的“写作诸历史”活动，和导师谈及此事，他竟对事不对人的发起感叹，活动介绍中提到“紧急写作”让人摸不着头脑，然姜先生却说了这样一席话：

“然而可笑的是，在今天，写作恰恰最无力制造紧急状态；

写作，就是无力应对紧急状态的借口；

就是无力捍卫立场的逃避；

就是无力表达思想的伪装。”

不可否认地，这三个“无力”恰恰就是当下中国艺术界的状况，艺术媒体从不作为到协作式的包装与无标准，各个作者都将批评与褒奖的程度拿捏的很好，砌砖式的文字冰冷的没有温度，甚至连读下去的兴趣都没有，文字被所谓“学术”之气绑架着，然而与皇帝的新衣恰相反，文字的新衣并不是一个小孩就能揭穿的。

上半年听陆老师谈及绘画的书写性，并恰好遇到斯蒂格勒的译者讲到“自我书写”，我想如若在当下要谈写作，非得谈这一文本不可，那就是福柯在《自我技术》中谈及的写作：“作为自我训练的一个要素，书写，用普鲁塔克的一个表达来说，具有一种形塑性格的功能：它是将真理转变为气质的一个动因。”这个书写在陆老师的说法中也与画家陶醉于笔触之间的流动一致，而我认为，对于其他媒介的创作者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一直将我领回到李安的一次访谈，那是他拍完少年派之后，他谈到有时候，当你开始拍电影之后，你不需要做什么，电影自身会自我成长，这个成长就是当你在“书写”雕塑、绘画、文字、电影等等时，创作之手底下自我产生的主体，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不带着具体的目的性，而是让这个”动因“在其中形塑自身，同时也形塑创作者。这或许也是异化的一种。

显然，带有功利心的书写不具备这样的效用，创作者不将自身放下，让位于媒介的主体性，媒介就不会任由你处之。就像是雕刻石头的大师，需要用心观察石之形貌，并因材做工一样。人工与天然的圆融一体才可达成。这或许带有某些禅宗的意味。

而这也将引到我为何不专写“学术”文章的第二个原因，除了期待书写能给我自身之外的生命力，我也更对“功利性”的写作保持怀疑，更深层的，是我对某种中心化的结构与权力机制提高了警惕。哈里斯在他这本精彩的专著中提到了一种泛中心化的视角（这个视角要比 Raqs 为上海双年展提供的角度高明也久远的多），那就是15世纪库萨的尼古拉所描述的宇宙观——“一个中心无处不在、圆周处处不在的球体。”这一句话比与他同时代的哥白尼显得更有创见但也更缺乏科学性。但哈里斯想要强调的只是一种视角的转向，那是对地心说与日心说或是“两洋之间”的疆域认知变化（见文章《疆域与无疆之域》）彻底的颠覆。

这也是哈里斯这本专著中隐藏的禅意，他反复提到一个“视角原理”：要把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视角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将这个原理放至现在大行其道的性别主义、后殖民、身份政治中，似乎所有问题的合法性都会遭到质疑，这也是我为何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女性主义者，却对与此相关的言论与学说始终保持怀疑的原因。我不太相信性别的二元论，或者实际上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言说方式，会为女性带来解放力，如果你的视角本身就是从身为女性的自身出发，那么从一开始它所能幅及的问题就已经被限定了。

而将此“视角原理”放至写作，或许难免牵强，但某种程度上却说服着我。那就是，一篇对象明确、目的明确甚至发表地也明确的文章，其限制性是昭然皆知的。这样一篇文章的诞生不仅是一种对中心式权利结构的认同（对权威媒体的马首是瞻），也是说到底的趋炎附势。我想这就是我对本应该给人带来书写性与愉悦感的写作甚为懊恼的原因。

是为记。